1977年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开展了“三大讲”。武汉机关长办水文处派来了工作组进驻我们宜昌水文站，继续搞“极左”，天天大会小会，要求每人“讲清楚，说明白”,搞人人过关。
工作组组长L，当时50多岁，像是老政治运动家。组员有一位“青年知识分子”男成员J，被“储伯”（储平烈士的父亲）戏称为“左派”，30多岁。储伯因出身问题，还有C等老同志，在文革中一直被整，这次“三大讲”成为运动重点。估计储平牺牲不被报“烈士”，单位限制宣传也可能与此有关。
J既被老职工称“左派”，想必在我参加工作前的文革中就很“左”了。这次想在宜昌站的“三大讲”中“再立新功”， J在小会上听到有人提我和储家关系好等事情后，我被J"请"到了“政工组”办公室单独问话。
“你和储什么关系？”J问；
“我和他儿子是一起参加工作的好朋友而已”我答；
“你与C什么关系？”J问。我说：“他是我师傅”。J问的C是一位老同志，湖南人，是我们单位河道二队的技术骨干。上面说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文革中一直挨整。
“听说C帮你们写了什么东西？” J是指在四人帮的“批邓反右”中，我们新工人中有人写过一篇文章贴出来，其余新工人集体回应了一篇。这在"批邓"中出现,本身没有什么问题，关键是抓住回应文章是我执笔，还说是老工人C授意我写的。
在J问我答之中，J强词夺理说我说了一句什么错话（具体不记得了）。我不承认,J又非常想抓个典型邀功,于是请来工作组长L出马。
“你说了这句话还不承认？”L组长严厉地问，J在一边幸灾乐祸；
“我确实没有！”我申辩道；
“你执笔的文章是不是C授意你写的？”J在旁边吼道；“你至少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你知不知道！”
“不是。不是就不是，我不能糊里马里乱承认！”我继续无奈的申辩；
“什么？你还骂人？什么妈的？”L组长发怒了，J也在一旁帮腔:"还骂人,这还了得!!",显然他们把宜昌土话听成骂人的话了;
我感到很委屈,急忙解释:“糊里马里不是骂人。宜昌人说糊里马里是说糊里糊涂的意思！”
J和组长L逼我承认的吼声越来越大，我也被逼急了,提高声音申辩。J的目的是非要逼我承认，我不顾阻挡冲出办公室回到寝室。
正在我躺在床上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时，单位的Q书记等进来了，Q书记是转业来单位，德高望重,也了解我的工作表现,这次亲自上门慰问不同寻常,我见到Q书记就像遇见亲人一样，委屈的眼泪控制不住夺眶而出，嚎嚎大哭起来。Q书记安慰我不要和J等计较，明显看得出来对J的做法也反感。
整人不得人心, 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春风呼之欲出..
"左派"J栽赃我的事没有得逞，运动后期他在我们单位灰溜溜的,不少老的、年轻的同事们暗地里夸我的勇气。但，我被J记住了，为后来被强行“赶下海”埋下了祸根。
[1977年“三大讲”我躺在床上，委屈的眼泪夺眶而出]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