真理长存
买塘致富降横祸
法权较量比高低
香港、澳门都可以收回，
难道一口堰塘不能收回吗?”
这么一句平淡的话题,确给
原告带来了终生的痛苦,
人间留下一幕奇故.
（民间故事录）
我名李强(原告：原铜坑电站职工），其妻冯珍（务农），家住
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驷马镇（原雷山乡，驷马乡与雷山乡合并成驷马镇）柿园村三社，９６年１月４日为响应党的号召，贯彻省、地、县，农村山、坪、塘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政策，在无人购买，村、社干部的劝说下，以３２００元购买了本社堰塘一口（为期３０年），建立了合法手续。当年秋季又投入４０００余元现金和大量财物改造，一次性解决了几十年“白天装太阳，晚上装月亮”的漏水难题．且从山上打下了一条长２０００多米，宽０．６米，深０．８米的拦山大堰引水入塘，从此养上了鱼，蓄起了水。三年后一切运作正常，经过辛勤的劳动，蓄水、放鱼连年切换获益，看到一群一群的鱼苗，活奔乱跳，心中十分兴慰，从良知上感谢党的政策。便暗地滋生了一个计划，开设酒厂，利用酒糟来喂猪、猪粪排入堰塘实行科学化的肥水养鱼，形成多源化一条龙的经营模式。９９年便与邻居在该塘的右上方协商平地４００多平方米打下建房开厂的基础工程，正处于美好幢憬之中，可是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”过去塘内有一点水，几条鱼，谁抢先谁得实慧，而承包者在经营期间彻底杜绝了以前那种放“霸王”水的恶习，必须按受益面积划分比例、设定收费标准、依季节、时段计划分配用水，买鱼给钱的经营方式。然而使得极个别群众那种小农意识得“红眼病”；又加之我乡党委书记聂启宏，由于以前我在驷马供电所工作时未给他家减免电费所产生的怨气，二者汇集就在聂书记心中产生了治人动机。2000年3月上旬，乡党委聂书记来我社召开群众大会宣布：“香、澳可回收，难道一口堰塘不能回收吗。”会后我便执问了聂书记，回家愈想愈气，便走访了县信访办，告诉了实情。信办主任急报县委、政府立即从法律和维护改革开放的角度发出了信访信息，批评了乡、村二级不懂法、不学法，任意终止法律所认可的合同。（县信办有档案可查）这一信息发出损伤了党委书记的光辉形象，故与我产生终解不了的恶恨，聂书记便默默地许下诺言，策划报复。2000年3月下旬原告起诉到平昌县人民法院，法院认定这是一个非常新颖、带有政策性、民告官的特殊案件，予以受理，就这样拉开了帷幕。
聂书记知道我起诉了，2000年4月30日按排乡计办向原告再次征收超生费100元而示威，并要求我撤诉。我未依从，2000年5月下旬聂书记亲自打电话再次要求原告撤诉，并威胁要开除原告工作。聂书记这一举动证明他知法心虚，便坚定了原告的信心，誓要勇往直前，义无反顾。聂书记也下决心要搞垮原告的经济，开除工作，使其原告没有基础和精力打完这场持久战。于是2000年6月8日乡计办又再次来原告单位征收超生费1000元。93年超一胎是经村支部、民委集体研究决定并写下保涵，95年超二胎是经乡党委和村、社主要干部一起研究作出的终结性处理。难道原告隐瞒未接受处罚吗？这不是聂书记的报复行为吗？在政府的干预下2000年7月4日县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。
该判决产生法律效力后原告不服，向省、地、县、人大、法院提出申诉，要求再审改判。而平昌县人民法院接有关通知后，于2000年11月2日经县法院审委会研究结果向人大作出专题报告，报告中说明：“法院的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也有悖于党的大政方针政策，纯属政府的干预造成法院办案难度。”人大接到报告后于2000年12月15日邀请了县委、政府、检察院、司法局、法院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又作了专题研究，其结果是：“维护农村改革开放的政策落实，撤消原判决，合同继续有效，被告无权终止合同。”可是经过这么多的主要领导研究达成的共识，而县法院2001年1月12日驳回再审，维持原判。是什么力量推倒了这一切呢？难道这么多领导都法律意识淡薄、对党的政策任识不够吗？难道人大监督的案件随个人意愿改变合法吗？人大的职能力度呢？更琢磨不透的是法院难道也出尔反尔吗？
从形势上看，县法院办理本案难度太大。2001年2月原告便向县检察院起诉，聂书记知道原告向检察院起了诉，便立即以政府的名义与水电局串通一起，上下勾结，以6年前经乡、村二级作出终结性处理的超生为由，迫使铜坑电站于2001年2月25日作出了开除原告工职的处分决定，确实聂书记说到做到了。当时正处于检察院立案、办案阶段，原告哪有资金和精力双面进攻呢？所以原告只能选择暂缓上诉的决定，待市检察院作出决定后再上诉吧。县检察院经走访、查证、实地考察认定：“原判认定事实证据不足”，于2001年5月15日决定立案。聂书记得知县检察已立案便立即申请县法院执行判决，县法院执行庭于2001年6月14日进行了强制执行。
法院强制执行后，原告全家看到塘内的鱼苗和已准备开设多源化的养殖业已变成泡影，心如刀绞，泪如雨下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为何人间对我这样不公平呀。当时想以死来寻求真理，但在好心人的劝说下，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来到巴中市信访办，受到了热情接待，同时给原告看了一份文件，其中内容使我喜出望外，兴奋至极，突然间又使我犹如晴天霹雳，心惊肉颤，不可思议。市信办已作好的信访信息呈报给市委周书记，居然有市政府领导在上面签有暂缓发出。工作人员解释说我办与县办都做了大量工作，要求政府、法院处理。他们不依，我们只能呈报给周书记，但又有领导签控，我实在无能为力了（市信办有档案）。一气之下原告进入了市委，正好是人代会期间，找到市委王副书记讲述了缘故，王书记当场调来我县县委副书记和区委书记，他们当时向市委表态三日后一定解决清楚，要求我回家。这一上访给县、区两级留下不好的印象，事后根本无人过问。
回后我找到县检院讲述了养殖业的损失问题，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，便夜以继日地办案，于2001年6月19日县检察院向巴中市人民检察院提请了抗诉报告，市检察院于2001年6月26日发出民事抗诉书。这时我觉得能够松口气了，耐心等待法院判决。可以追诉工作一事了，于是原告便向县劳动仲裁委员会提交申诉，申诉前曾找过市、县、纪委等相关领导，于2001年8月8日仲裁委经审核作出受理本案决定。正要开庭审理时，市纪委来函要求县、区调查处理并报其结果，于是县工委王主任、区纪委刘书记要求我撤诉，他们出面汇同政府与水电局协商恢复工作，我依了。2002年4月18日乡政府出了请求水电局给原告李强复职的请求报告，转区纪委刘书记前往办理，而聂书记暗中作梗，水电局说处分报告和复职报告均是乡政府之举动，难道是开开玩笑吗？要复职安排到你们乡政府，水电局不予受理。就这样，二者之间推来推去，结果不了了之。原告与该单位产生的事实劳动关系16年之久，在上诉期间，政府以事隔6年经自己作出终结性处理的超生为由而开除工职，这难道不是报复行为吗？实现聂书记的诺言吗？且该单位未给原告办理养老保险、核算任何待遇及补偿金。这难道合法、合情吗？从时间上推导现在处理太迟了吧？且属重复。
聂书记得知市检察院发出了民事抗诉书，更加着急了，便实施双管齐下。一方面搞掉原告工作，让其彻底崩溃。另一方面，一手发动群众、大办宴席、统一口哄、以抗缴提留、农税为由，组织群众集体上访，去、来包车，每天每人减免义务工30—50元，生活费全包，导致我社无辜开支15000余元，这笔巨额金费至今是呆帐（社帐可查）；一手挥霍乡政府的资金划为公费长期奔波于市、县、区之间找相关部门干部去干预本案。聂书记始终抓住群众的尾巴主义，上、下腐化为核心作为法的万能钥匙，形成一道防火墙，势不可催的堡垒。巴中市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02年1月4日发出了委托宣判函转县法院进入再审，2002年3月27日县法院又作出了维持原判的判决。此时我已山穷水尽，寸步难行，
孩子连续二期欠费处于辍学，这场持久战确实使我陷入了虎穴龙潭，不能自拔。虽然原告从经济上崩溃了，成为无业游民，但一颗执着向上的心还在微微跳动，双腿还能站起来，深信真理不会屈服于恶势力。
综上所述，为响应党的号召，贯彻省、地、县文件精神，积极参与农村改革开放的政策落实。可是一口堰塘却改变了原告整个人生，导向深渊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？是层层政府的干预，是聂启宏所为。常言道：“民告官好似难于上青天，官压民犹如农户杀猪和宰羊。”本案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，难道他们就任所欲为，目无党纪、国法吗？后面的资料完全可以证实。本案历程二年多，起诉、申诉、抗诉走遍了各级组织，曲曲折折耗尽了我全部家产，心中烙下血的伤痕，千悔、万悔恨我当初买塘，后来却变成灾难的导火绳，生命的危险剂。至使我家破人亡，流落边怜。如今是法制社会，于法有据，于情有理，为建设科学发展观，构建和谐社会。请求法律、媒体、社会援助，人间同情，还原告一个公道，真正能体现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的原则，这也是原告能生活下去的唯一动力。
（以上句句实言，绝无半句假话，党案可查）
礼
联系电话：13655921386 李强笔 2008-3-22
请求各级领导，各界人士、法律、媒体援助、请求市委,市政府给原告一个公平的说法.谢谢!
